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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优绩主义”失灵超百万韩国青年“卷不动了”
栏目:k8凯发官网 发布时间:2026-08-28
 “间隔年”(Gap Year)即将结束,25岁的韩国大学生朴善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“这个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顺利”。  2026年8月下旬,随着韩国各大高校的暑假接近尾声,许多大学生面临着新学期的规划:是否申请休学。  “我是为了把更多时间倾注于创业。”2025年9月,朴善宇在首尔完成大二上学期的学业后,选择休学回到家乡釜山。其间,他依托跨境电商平台经营鞋服生意,同时也为高考及复读生提供家教辅导。

  “间隔年”(Gap Year)即将结束,25岁的韩国大学生朴善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“这个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顺利”。

  2026年8月下旬,随着韩国各大高校的暑假接近尾声,许多大学生面临着新学期的规划:是否申请休学。

  “我是为了把更多时间倾注于创业。”2025年9月,朴善宇在首尔完成大二上学期的学业后,选择休学回到家乡釜山。其间,他依托跨境电商平台经营鞋服生意,同时也为高考及复读生提供家教辅导。

  这主要源于韩国大企业热衷于招聘“有经验的新人”,使得越来越多大学生暂时离开校园,以“战略性休学”这一方式,完成积攒实习经历、备考相关证书等过程。

  正处于“奥德赛时期”(介于20至35岁的人生过渡阶段)的年轻人们,也在作出类似决定。

  2025年6月,因跨国婚姻来到韩国的朝鲜族女孩林然,决定先适应一段时间。“整体来说,这边没有太强烈的年龄焦虑,30岁似乎人生才刚刚开始。”休息11个月后,她重新回到职场,将自己的求职经历互联网。

  “目前来看,依然没有匹配我的岗位。”仁川青年金振焕表示,热门岗位竞争不减,相较于前几年,大企业倾向于招募拥有丰富行业经验的人才。在供需错位的影响下,他选择继续待业观望。

  韩国官方通常将15至29岁非经济活动人口中未就业、未求职,处于“休息”状态的青年统计为“休息青年”。韩国国家数据处发布的《2026年7月就业动向》显示,该群体规模为36.7万人。

  “这不是个小数字。若采用韩国社会更常讨论的‘2030世代’(20至39岁)口径,‘休息青年’规模则达到65.1万人。这意味着,平均每20名二三十岁韩国青年中,就约有1人处于既没有工作且未积极求职的状态。”中山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副教授陈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
  另外,据韩媒估算,由于学龄人口持续减少,2025年韩国大学招生名额总体缩减,但同期“战略性休学”的大学生人数已逼近44.5万。

  对此,陈晨表示:“两类青年群体具有关联性,大学生若长期脱离学校、就业市场及社会关系网络,就可能从‘战略性休学’转向‘休息青年’高危群体。”

  当地时间2026年8月12日,韩国首尔,某大学就业支援中心张贴了各种资讯海报。图/视觉中国

  “我在大学主修经济与金融专业,有创业的念头很久了。”接触到中国某网购平台后,他决定向学校提出休学,把精力投入到跨境电商领域。

  一日的忙碌始于清晨。朴善宇每天都会来到小工作室,处理各项订单与流程。利用空闲时间,剪辑Vlog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分享。傍晚,又得马不停蹄地赶往学生家中,为他们辅导高考课程。

  他说,“趁着年轻,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”。在韩国各大高校,休学已形成一套规范制度。

  南方周末记者在京畿道某高校教务主页上注意到,该校将在校期间的休假类型分为一般休假、因病休假、育儿休假等类型。其中,“一般休假”即通常所说的休学,学生需在春季(3月)或秋季(9月)开学后的一个月内按规定提出申请。

  “以我所在大学为例,每次休学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,可申请的总期限为三年。”朴善宇观察,大学生休学在同龄人中较为常见,身边有类似经历的同学至少超过五成。

  在中国广州完成本科学业后,首尔青年任成彬于一年前回到家乡服兵役。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同批战友中不乏韩国本土或海外归来的休学大学生,这一群体占比约七成。他笑称,“在他们面前,我已经算是高龄士兵了”。

  在韩国义务兵役制下,男性青年须将服役期纳入学业与就业的长期规划中。任成彬坦言,韩国有不少企业或政府部门将“役毕”作为入职的门槛之一,“感觉不能再拖了。我今年24岁,服役时长一年半,退伍后得立即投入到求职中”。

  陈晨表示,这一现象之所以被称为“战略性休学”,主要是因为这段时间大多还是花在升学、就业等事项。2025年官方数据显示,韩国青年在校或休学期间有过职场体验的比例为43%。某种程度而言,休学是补充履历、积累经验的一种策略。

  “与上一代人相比,韩国青年对人生路径的理解正在发生转变,越来越多人希望在步入职场前,为自己争取一段暂停及探索的时期。”陈晨说。

  在上海某高校攻读法学专业的汪雪,曾被各种压力所困扰。为寻求新的可能,她决定前往釜山大学语学院学习韩语,并体验换宿与打工并行的生活。“当我告诉别人,自己是通过休学的方式来到韩国,他们既不表现惊讶,也不追问是否遭遇困境。”

  过去,繁重学业、他人评价以及社交媒体信息,让她感到情绪负载。她时常思考,这样的日子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,也对未来的发展规划感到迷茫。

  “来到釜山后,我在学习和生活间找到一种有序的节奏。”汪雪表示,新结识的朋友们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,尽管价值观念与文化背景各有不同,但置身于共同的环境之中,在许多议题上能够彼此理解、产生共鸣。

  融入当地同龄人的圈层后,她发现,大家普遍会专门腾出一段时间调整状态或提升自己。即便没有休学,同学们也会利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——薪资基本可以覆盖房租、餐食等日常开销,而比收入更珍贵的,是从行业实践中积累的求职经验。

  “东亚青年有不少共性,习惯给自己施压,也常常陷入自我怀疑。”回顾这一年,汪雪拿到了奖学金,也考取了TOPIK(韩语能力考试)五级证书。但最令她难忘的,还是这一路遇见的人和事,激励她比以前更加地笃定。

  对于金振焕来说,Gap(即个体主动暂停学业或工作,进入一段间歇期)则是一次从主动选择到被动裹挟的复杂心境。

  大三下学期,为叩开心仪行业的大门,他跨专业来到一家线上教育平台实习。“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挑战,因为工作内容与我的专业方向无关。”

  受新冠疫情影响,韩国的互联网教育产业在彼时迎来热潮。金振焕判断,这是一次转换赛道的契机。

  为此,他几乎搁置校园里的学习内容,把大量精力倾注到寻找对口实习、提升讲课能力等事务。因为能力突出、经验丰富,毕业不久后便拿到高于同龄人平均水准的薪资,并打算在此领域长期深耕。

  “教培机构一时间遍地开花,这催生了监管部门对办学资质、资金运作等问题的整顿,导致大量机构裁员或关停。”他回忆。

  为求“自救”,金振焕又跳槽到AI教科书行业。言及此处,他无奈说道:“红利期仅仅维持了数月而已。”

 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,2024年11月,韩国教育部曾宣布批准数十本AI教科书,覆盖从小学到高中的多个年级。但因争议不断,AI教科书很快从“官方教科书”降级为“教学参考资料”。

  “在那之后,我离开了教育行业。若想回到原专业领域就业,我又得重新积累相关履历。”目前,金振焕待业已近两年。面对家人和朋友的关切,心中总是五味杂陈。

  按照韩国官方定义,“休息青年”属于非经济活动人口中的一类——他们既不就业,也不积极求职,而是由于各种原因处于“休息状态”。正是这样,他们一般不纳入失业率的统计范围中。

  韩国青年政策研究所(NYPI)高级研究员金基勋(Ki-hun Kim)长期关注“休息青年”问题。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这一群体的数量在近年总体增加,反映出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变化。

  “首先,受学历门槛、技能错配、薪酬差距等因素影响,迫使青年拉长求职准备期;其次,企业如今更青睐招聘有工作经验的人才。这导致许多人毕业后无法顺利过渡,陷入了暂时的待业状态。”金基勋说。

  为了与韩籍配偶长期生活,林然决定从中国东北地区来到韩国工作和生活。“一方面,外籍人士在韩求职的要求比本国公民更高。另一方面,我渴望一段完整时间,去适应生活节奏和筹备个人婚礼。”因此,她主动延长了在当地的求职准备期。

  为期11个月的休息,林然坦言,即便有充足时间陪伴家人,但内心仍保持着随时重返职场的“准在职”心态。再次进入就业市场后,她面试了半导体、IT等领域的五家公司。

  应聘过程中,面试官没有过问其Gap经历,更多聚焦于专业素养和岗位匹配。最终,她收获了一份心仪offer。

  “来到公司后,我发现40岁、50岁以上的员工还挺多。”她观察,韩国职场普遍存在“大龄新人”,30岁似乎只是职业生涯的起点。而在20至30岁的年龄段,大多数人将时间花在求学、备考、实习等“前置程序”。

  这被视作是一场竞争残酷的“军备竞赛”。韩国深度经济周刊(The Scoop)描述,“即便只是在申请材料中增加一项技能证书,求职者认为也能够提高被录用的概率”。过去,这场竞赛的门槛可能只是三到四个证书,如今没有“六件套”甚至是“八件套”加持,以及相对应的实习经验,谁也不敢说有十拿九稳的底气。

  多位受访者还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,韩国职场普遍看重“初职背景”,即第一份工作所进入的企业,往往成为此后跳槽或求职的核心参照。一旦起点“不够好”,个人能力再强,也难以撕去这层隐形的身份烙印。

  正因如此,许多年轻人宁愿耗费数年去备考大企业,也不愿屈就于普通企业,使得他们真正步入社会的时间被延缓。

  韩国职业能力研究院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,2009年至2024年间,20至24岁年轻人的就业比例从45%降至31%;与之形成对比的是,25至29岁群体的就业比例从65%升至74%,30至34岁群体也从69%攀升至82%。

  《禁止雇佣年龄歧视法》则明确规定,企业不得在招聘公告里设置年龄上限。但无法忽略的是,由于长期处于竞争高压之下,部分年轻人的心气被反复消磨,逐渐滑向“休息青年”边缘。

  “这种推销自己、等待审判的过程,经历多少次都习惯不了。”一场面试结束后,林然在社交媒体上如是分享。身处异国,虽然职场上的年龄焦虑有所缓解,但仍避免不了来自同侪和前辈的多重竞争压力。

  在心理学领域,适应障碍指的是个体在经历明显的生活或环境变化后,表现出的焦虑、失眠甚至是抑郁等不适反应。

  朴善宇认为,身边同龄人亦面临着类似困境,“相较于申请休学,重新复学似乎是更为困难的过程”。由于高校无法把控休学期间的具体去向,部分学生休学后仅选择居家休息。即便参与打工、创业、游学或社会实践,复学时仍需一段状态转换期。

  南方周末记者在韩国主流互联网社区检索发现,不少在读学生发帖求助,讨论复学后“如何融入新集体”“新旧课程衔接”“怎样恢复学习状态”等现实困境。对此,部分韩国高校已针对性地开设适应复学的心理咨询服务。

  2024年2月,为应对医生短缺问题,韩国政府宣布将扩大医学院招生规模,这直接导致逾万名医学生集体申请休学,占医学生总数的61.1%。“这波医疗系统的休,是担忧扩招落地之后,可能在未来造成一定程度的收入缩水。”业内人士指出。

  经过各方谈判及协调,申请休学的医学生在次年陆续回到校园,但却一度面临原有教材体系迭代、校方缺少衔接课程、学生滋生厌学情绪等挑战,正常教学秩序遭受冲击。

  “休学对大学生而言是一把双刃剑。一方面可以成为积累实习经验、考取资格证书、提升语言能力、探索职业方向的窗口期。另一方面如果长期脱离学校、就业市场和社会关系网络,就可能从‘战略性休学’转向‘休息青年’高危群体。”陈晨表示。

  “近两年的服役期,使我比同届同学少了行业实习经历。进入新班级后,又经历着很长的磨合期,这也是当时转向教育行业的重要原因。”

  他感慨,自己是一个容易对环境产生依赖的人。对于男生而言,大学校园流动性强,入学同学往往不会是毕业同学。而在服役或实习的过程中,又需要不断对职业生涯作出调整。

  为了维系对工作的感知状态,他接下来打算到便利店、咖啡馆、旅行社等地进行兼职。“一旦完全停下来,仿佛又要被拽回慵懒环境的磁场中。”金振焕说。

  针对18至34岁、处于“求职中断”状态的青年,韩国雇佣劳动部推行“青年挑战支援项目”,内容包括自信恢复、职业探索、就业能力强化等。陈晨指出,该项目不是简单催促青年马上就业,而是先帮助他们恢复求职意愿和社会参与能力。

  “不过,现有政策在早期识别上存在短板,青年往往在长期未就业,甚至陷入‘休息’或‘孤立’状态后,才被政府支撑体系发现。”陈晨说,相关政策正尝试转向“如何更早识别、如何连续支持、如何防止长期脱离劳动力市场”。

  据韩国央行就业分析团队调查,青年进入“休息状态”的时间越长,其求职意愿和实际就业率均呈下降趋势。调查结果还指出,“休息时间”若不断延长,将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为“尼特族(NEET)”。

  “尼特族”是国际上更为通用的概念,特指16至34岁不升学、不就业、不接受培训的青年,强调处于“无教育、无就业、无培训”的三无状态,脱离社会程度严重。

  相较于“尼特族”,“休息青年”总体受教育程度较高,处于就业与未就业的过渡状态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OECD)202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,韩国高等教育完成率达到70.6%,连续第17年位居OECD成员国之首。

  “‘休息青年’更多是与长期竞争、就业错配和心理耗竭有关。许多年轻人并非缺乏工作能力,而是难以接受预期之外的职业轨道,或长期准备后仍难以获得稳定的岗位。”陈晨认为,这实质上是对“教育—就业”竞争体系的一种暂时性退出。

 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,学历背景、考试成绩、资质证书等“优绩主义”标尺,是求职者成功应聘的关键筹码。如今,多位受访者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,在优质岗位稀缺的当下,完全信奉“优绩主义”已难以换取对等的求职反馈。

  雇主不仅仅看重简历的光鲜程度,更聚焦于求职者的工作能力,以及未来能否创造实质性价值。

  “实践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。”在跨境电商创业过程中,朴善宇需要先从韩国供货渠道寻找商品,再拿到中国平台上进行竞价销售。但具有可观利润的商品并不容易找到。

  此外,平台对商品品质的要求非常严格,若存在瑕疵或质量问题,往往会被直接退回,后续处理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。他苦笑称:“创业跌跌撞撞,太多细节需要亲自核对,而这些经验是课堂内学不到的。”

  在中国求学多年后回到韩国,任成彬表示,自己并不担忧海外学历在本土的认可度,“感觉文凭受重视的程度大概只有30%”。他认为,相较于个人学历背景,雅思、托业等社会化考试的成绩,以及与岗位匹配的行业实习经历,才是韩国大企业更为看重的要素。

  金基勋指出,韩国就业市场的选拔逻辑正经历转型。过去,规模化招聘高度依赖笔试、能力测试与性格评估等标准化流程。近年来,供需发生变化,公务员岗位大幅缩减,大企业面向应届生的招聘数量逐渐收紧。

  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(FKI)曾针对销售额排名前500的大企业,开展2025年下半年大学毕业生新员工招聘计划调查,结果显示,每10家受访企业中就有6家表示,尚未制定今年下半年的应届毕业生招聘计划,或是完全没有招聘打算。

  “优质岗位倾向于招聘有经验的在职人员,以获取实际的工作回报。因此,部分青年宁愿继续进行求职准备,也不愿向吸引力较低的选择妥协。”金基勋说。

  韩国国家数据处发布的《2026年7月就业动向》显示,15至29岁青年就业人数同比减少19.1万人。另外,青年就业率为44.2%,同比下降1.6个百分点,连续27个月走低。

  “与其说‘优绩主义’已经崩塌,不如说它的‘回报机制’正在弱化。”陈晨认为,过去韩国社会普遍相信个人可以通过努力、成绩和能力获得相应回报,但这一联系正在明显变弱:高学历不再必然带来稳定就业,叠加房价上涨、就业分化与代际财富差距扩大等问题,进一步削弱“努力—回报”的关联性。许多青年意识到,仅靠个人努力已难以实现阶层跃升。

  “N抛世代”是近年来在韩国青年群体中广泛流传的概念。从最初放弃恋爱、结婚和生育的“三抛”,逐渐演变为连买房、就业、梦想、人际关系也一并放弃的“N抛”。这反映出在激烈的竞争压力下,年青一代不得不搁置更多的人生追求。

  金基勋分析,过去20年间,尽管韩国的青年人口数量下降,但“休息青年”人数却增加了一倍以上。这一趋势所产生的社会成本,远超失业率上升带来的影响。政府正在采取相关措施应对挑战。

  “更值得警惕的是,随着独生子女家庭日益普遍,青年的经济独立性也在不断减弱。”他指出,越来越多青年未能脱离父母独立生活,推迟结婚或终身不婚的人数持续攀升。这些趋势不仅可能导致生育率持续低迷,从长远来看,将对韩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可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。

  任成彬目前在部队服役。作为同期中的“高龄士兵”,他比战友们普遍年长二至四岁,年龄上的差异,使他在服役期间更多思考如何提升未来的就业技能,而战友们则在为退伍后重返校园的复学问题而困扰。

  “在韩国,很多人都考虑过或经历着Gap,只是各自的规划不尽相同。当然,Gap之后的生活仍然具有不确定性,因此常常也会伴随着焦虑情绪。”任成彬认为,这段时间最重要的是明确接下来要做什么,并且尽自己所能去达成目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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